一百多年前，一个年轻的男人带着一把斧头来到瓦尔登湖边。他用不到28美元盖起了一座小木屋，在木屋周围种上豆子、玉米、萝卜和马铃薯，用收获成果来填饱肚子和换取生活用品，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两年两个月又两日。他就是梭罗，叩开了瓦尔登湖的大门，与之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。
当我们随着梭罗的脚步行走在瓦尔登湖畔，品读着字里行间那极静的诗意，绝想不到现实中的他受到了生活怎样的苛难。哈佛大学毕业的他没有选择同别人一样随波逐流，而是选择到偏僻的瓦尔登湖去“刀耕火种”；他的生活极其简朴，甚至到了贫困不堪的地步；他一生没有结婚，哥哥的逝世与爱人的拒绝都是他生命中难以言述的痛。在其他人眼中，梭罗不过是一个观念偏执，行为怪异的人，他的文采在生前也无人赏识，死后他及他的著作才得到广泛和深刻的认识。
这样看来，梭罗的一生不幸甚至是悲惨的，但在绝大多数人眼中，他的一生是值得的且深受羡慕。梭罗选择了自己所喜爱的生活，远离一切虚无的世俗名利，回归自然，找到了自己的向往和归宿；很多人甚至发出这样的感慨，也想学梭罗一样远离喧嚣——即使难以再找一个瓦尔登湖，但学习古代隐士归隐山林，种几亩地，“悠然见南山”也是好的。
在我看来，于梭罗而言，他的一生固然是值得的；而寻常人若要羡慕，出发点与梭罗的本意也不见得相似。
事实上19世纪是个辉煌的年代，很多人都受超验主义的影响，同梭罗一样，他们努力寻求到自然去的方式，企图建立一种简朴的生活。
被誉为环保先锋的约翰·缪尔16岁便离开家在加拿大的荒野中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的生活，最终献身于创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工作；“敬畏生命”思想倡导者史怀泽放弃优厚的生活，在赤道非洲的一个小城里办了诊所，义务为当地居民服务达半个多世纪。而梭罗本人，在瓦尔登湖畔简单的生活中，也将主要精力投入写作与观察当地的动植物。
由此可见，不论是做具体工作的还是学者、教授和理论家，他们都有实际要做的事情，并不是空洞地在森林或荒野上消磨自己的生命。他们回归自然，但却并未离开文明，他们尽量争取做点什么，有益于社会。对于梭罗来说，这样的“付出”自然也是包含于他“喜爱的生活”之内的，是值得的，是欢喜的。
对于向往梭罗生活，想要去自然、荒野“洗涤精神”，远离喧嚣的人，不能说是不好，但得先明白自己到底羡慕什么？而所谓精神追求又是什么？否则动辄扬言归隐山林，要过与世隔绝的生活，实际不过追求一时清闲，无人管束无所负担的话，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待在家中，多读几遍《瓦尔登湖》好了。
在《亨利·梭罗的一生》一文的结尾处有这么一句话：“我们羡慕梭罗，因为我们也想像他一样去生活，可就是鬼使神差地无法做到。”其实，我们无法做到得原因很简单，不过是因为梭罗的生活与我们所羡慕的“和他一样的生活”并不太一样罢了。